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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来越多的“牌子”正在压垮学术生态

时间:2018-08-08 编辑整理:早检测网 来源:早检测网

某某发展中心、某某创新基地、某某重点实验室、某某研究会……现在,科研单位门口挂着金色银色的金属牌子若干,基本算是标配;科研人员写文章,署名后面也常常跟上三四个机构名称,以示重量级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各种名目的“牌子”在学界流行开来,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“牌子多”的现象。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,目前的“牌子多”,对开展科研工作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。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长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,当牌子带着资源而来,大家都忙着抢“牌子”,其实是在分资源,会严重影响整个学术生态。

“牌子多”并非绝对

科技日报:结合您的感受,谈谈“牌子多”现象。

刘兵:牌子,即机构的合法名称。现在,高校、科研院所里有名目的机构特别多,所以大家普遍感觉到牌子多。但实际上,所谓“牌子多”并非绝对,比如,仍有一些十分有必要存在的机构到现在还没出现。而之所以感觉牌子多,是因为很多机构的存在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必要性,有些甚至是重复的。

郑永春:有些时候,是一套人马挂几块牌子,机构本身没有增加。其实,只要牌子与机构、事、人都能联系起来,就不会显得多余。实际上大家说的“牌子多”,主要是带资源的牌子多。

牌子挂钩“名”和“利”

科技日报:为什么会出现“牌子多”现象,其中有什么利益纠葛?

刘兵:一方面,设了机构,挂了牌子,就有了若干个岗位,特别是带有职务的岗位,从行政角度讲领导就多了,这就满足了一些人员的任职需求;另一方面,这基地、那中心、各种实验室等也是科研单位的重要考核指标,多多益善。所以,“牌子”对于科研单位来说,科研之外的用处很大。

实际上,挂牌子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但因为有这种刚需,拥有审核、批准设立“牌子”的部门就掌握了控制挂牌的某种权力,随之则是寻租的可能。如此一来,这种“牌子多”的基础就更牢固。

郑永春:牌子的背后是资源的分配,多一块牌子就等于多一份资源。如果是市场化的机构,牌子多一些也无妨,他们都要自负盈亏,自谋生路。但如果是事业单位和官方机构,牌子多不是好事情,而且会导致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倾向,个人会追求职务和头衔,机构会追求级别和门面。

多余的“牌子”催生不正当竞争

科技日报:“牌子”对科研工作有哪些影响?“牌子多”会带来什么问题?

刘兵:挂牌子有很多种情况,其影响也要分类讨论。比如,因国际合作需要可能会设置一些象征意义的机构,只要有利于工作的开展,就是合理的。但为解决人员任职安排、或考核需要设置机构,不仅因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占用了人力物力,增加的管理障碍还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。

郑永春:分资源本来也无可厚非,如果资源能对应到与科研相关的事和人,那也没什么问题。但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源只有那么多,资源分配看似公开公平,但实际上打招呼、递条子的仍然很多,存在不正当竞争,进而影响学术生态。这与国家最近大力倡导的科学精神是矛盾的。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,健康的学术生态,需要科学家静下来、稳下来、慢下来。而处于当下这种生态,机构抢牌子,个人抢帽子,很可能坐了十年冷板凳,“牌子”和“帽子”早就已经没了。

切断“牌子的诱惑”,回归科研规律

科技日报:“牌子多”如何解决,有什么建议?

刘兵:其实,无论牌子多与少,关键要看这块牌子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置、是否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。追根溯源,那些多余的、低效的牌子背后基本上是一种不必要的行政化。首先在这方面要下决心、下狠心改革,踏出真正让“牌子”有利于科研工作、服务于学科发展的第一步。

郑永春:“牌子”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源分配问题,即谁来分配、怎么分配。科研领域的事应按照科研规律来办,科技创新的需求源自社会,科技创新的活力源自民间,科技创新的动力在于基层一线。科研主管部门按照学科领域和方向进行分配,不应介入到具体项目的分配中。要抓好学会、学术委员会的秘书处,让科学家团体发挥作用,就科学事务进行自主决策。

文章来源:科技日报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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